让考古工作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与丰富内涵，以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物保护意识，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前，重大考古发现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文博考古界的一大品牌，也是发现、保护和利用我国文化遗产的有力措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是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当年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活动，始于1990年。随着今年3月29日201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揭晓，十大考古新发现走过了29个年头，共评选出290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项目，它们的发现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为中国考古学科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和实物证据。

3月29日，经过终评及投票，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广东英德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入选。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呈现出什么特点？评选标准是什么？考古遗址未来的保护利用前景如何？

　广泛而丰富的文明宝藏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整体上有三大特点。一是年代跨度很长，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一直到近代的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二是地域广泛，东到江苏、西至新疆、北抵辽宁、南达广东。三是内涵多样，有古代人居住的遗址、城址，还有墓葬。”终评评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例如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和丰富的铜、铁冶炼相关的遗迹遗物，是新疆地区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有明确冶金证据链的史前遗址，对中国新疆及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证据的重大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评审专家认为，这些考古项目的重大发现是对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补充。其中，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发现比较缺乏的空白；芦山峁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其构建的规整院落，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黄泗浦遗址发现了唐宋时期的寺院，发掘者认为这里可能是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的起点；“经远舰”的发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海军发展史和世界海战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评选不是“晒宝贝”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2018年国家文物局共批准955项考古发掘，其中有212项是主动考古发掘（包括21个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项目）。按照《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规程》，活动组织者向84家考古机构和136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发出选票220张，收回177张，共同推荐20项重要考古发现作为初评项目。

“这些发现中不少是‘考古中国’项目的新成果；有的是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的重要考古新发现；还有一些是被盗掘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商周时期的不少新发现都是‘劫后余留’，这些新发现让我们切身感触到‘盗墓’对国家历史文化的毁坏，是‘根之伤’‘心之痛’。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是考古学家长期坚持、不断探寻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宋新潮说。

此次终评专家评审共21位，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国家文物局14个单位的业内专家。经过一天的汇报和专家质询，通过终评评委会的评审和无记名投票，名单最终得以产生。

宋新潮表示，目前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非常重视考古项目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系统性认识的作用。“相比起发现了多少件青铜器、玉器，我们更关注考古项目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评选不是摆摊子、晒宝贝，看看有哪些好东西，而是为中华民族历史提供很好的例证和证据，为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文化自信提供教材。”李伯谦说。

终评评委、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考古新发现每年都有，有的项目持续了十几年甚至数十年。评选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重大的突破，是否重大发现，是否在发现中填补了相关的空白。所谓的“新”也是指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包括测绘、遥感等在考古界的应用。“我们除了关注考古挖出了什么东西，也关注怎么获得这些东西。获得的手段、技术路线、课题意识等都是出色的考古新发现应该具有的特质。”

给遗址更有效的研究和保护

在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中，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都是在被盗后进行的

抢救性发掘，酒务头商代墓地中5座有墓道的大墓中4座被盗，损失严重。宋新潮表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永远不能忽视，而考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保护方式。

山西闻喜酒务头遗址墓地因2015年被盗而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物部门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墓地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进展。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2016年底发现有墓葬被盗，经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单位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目前进展顺利，并在陕西省和渭南市的支持下，在澄城县建立了考古研究基地，将研究、保护工作结合起来。

而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是基建考古转化为主动发掘的实例。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张家口奥运村内，距崇礼县城20公里，现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做好遗址文物保护工作，保障北京2022年冬奥会太子城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顺利实施，联合考古队自2018年5月起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考古专家表示，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将助力冬奥会中华传统文化展示。

宋新潮表示，除了抢救性保护发掘之外，为配合国家建设的大局，近年来还进行了一些主动发掘，如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和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的考古成果，就是对“一带一路”的生动注解，为中外文化交流、海陆交通路线等诸多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我们应该让考古工作在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

文字由本报记者翟群整理，图片由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活动主办方提供。